诸君或多或少都读过一些世界名著吧？那些人类创作的优秀的文学作品。诸君肯定记得一些名著的书名和它们的作者。但，记得它们的译者吗？
译者，一个一直被忽略的群体。他们为什么总是被忽略？原因或许很简单，世人都尊重、推崇创作者，而译者往往被认为只不过是技术者，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技术者。
但诸君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没有译者，我们如何能够读得到那些世界名著呢？
为译者正名，或者论证译者的作用，已经是中西翻译研究中最基本的论题之一。但即便围绕着译者有无数的问题值得探讨，我们依然习惯于忽略他们。笔者近来刚刚读过的书中，读到德国汉学家顾彬（Wolfgang Kubin）提到美国汉学家葛浩文（Howard Goldblatt）翻译莫言的小说，“删掉了原文的三分之一”，“把莫言的破小说再创作成能拿诺贝尔奖的作品”（《顾彬唐诗九讲》，商务印书馆）时，甚为惊讶，忍不住思考：被删了三分之一的作品，还能称为原作吗？更何况还有译者的“再创作”。而现实是，大部分中国读者只知道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又有谁关心过是谁翻译了莫言的作品，翻译成了什么样子呢。
展开剩余84%美国汉学家葛浩文，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
所以，译者经常是隐身的，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。
在东亚汉文化圈的传统中，译者同样是隐身的。我们为什么很少能看到译者？如君所知，一来，咱们重才重文，才华不够都不敢随便露真名，怕被同流轻视；二来，咱们好玩文，笔名假名一大串，就是不想让人知道某是谁；三来，藏拙有时候不是谦辞，是事实；四来，人类有种恶习，曰偷曰剽曰窃，总是要掩饰一下的；五来，或许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强大的习惯或是传统：译者不署名、没有必要署名、从来没有译者署过名，等等。
所以，我们至今都不知道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译者是谁，因为他（他们）同样是隐身的，没有留下任何信息。但我们能够确定的一点是，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并非一人完成，而是一群人合力完成的：翻译是多人完成的，誊录也是多人完成的，二者之间的人员是否重合也无由得知。冥冥之中，“分而合之”像是《红楼梦》的一种宿命：原作的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；最负盛名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八十回由霍克思翻译，后四十回由闵福德翻译；代表性的韩译本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由笔者的指导教授崔溶澈教授翻译，后四十回由高旻喜教授翻译。
既然译者并非一人，而是很多人，似乎就减少了我们苦苦寻找某一具体译者的难度，而可以转换为寻找某一“译者群体”。在探讨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译者的过程中，最常被提起的是一位名叫李钟泰(1850～1909)的人，李秉岐提到李钟泰曾经奉高宗之名，率领众多的文士翻译了很多中国小说，而这些小说很有可能就是被收藏在乐善斋中的那些翻译小说。因为这一说法，李钟泰被认为有可能是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译者之一或翻译领导者。即便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李钟泰参与了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翻译。
如果我们从现有的资料来认识李钟泰为何许人的话，其首先是一位教育家，其次是一位书法家，最后才有可能是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译者之一或翻译领导者。二十世纪初期的报纸中，偶尔能够见到李钟泰的名字：1907年的《皇城新闻》报纸中有两次提到高宗得知李钟泰作为校长的“杷城学校”运营困难，赐金五百元予以资助的新闻；同一报纸中，有1909年在听到李钟泰去世的消息后，高宗亲下指令要求相关人员协助杷城学校的运营的报道，之后也有关于李钟泰的葬礼与悼念活动的报道。
《皇城新闻》1909年2月6日报道：高宗得知李钟泰去世的消息，指令其他学校负责人协助杷城学校的运营。
杷城学校似乎是一所以李钟泰为主要出资者与经营者的私立学校。在此之前，李钟泰已经在朝鲜晚期的教育界工作了多年，其曾于1901年担任汉城师范学校校长、学部编辑局长、1905年为止兼任外国语学校校长等。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东亚各国的大门，近代早期的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外国语教育，咱们的同文馆也是这一历史脉络中的产物。
李钟泰早期在教育领域的工作都是来自朝廷的委派。此外，李钟泰曾经做过从二品的侍从院副卿，虽然只做了几天，已是他的最高官阶。景福宫中的高宗的书斋集玉斋的书籍整理记录中，也可以看到“调查员前副卿李钟泰”的记录。李钟泰与高宗之间似乎有着不错的君臣关系。
至此，对朝鲜社会有所了解的读者，会不会以为李钟泰是一位堂堂的两班？因为只有两班（尤其是文班）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，及第之后出仕，做重要的文官。但其实，李钟泰只是一介中人。
朝鲜王朝的身份制度较之中国要严苛得多，身为中人的李钟泰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。与中国的科举考试不同，朝鲜王朝保留了杂科考试。所谓杂科，就是除了文武两科之外，中人或者妾室所生的庶子可以参加的技术性职业的考试，包括医科、译科、阴阳科、律科等。李钟泰于高宗十一年（1874年)同治甲戌增广译科及第，其当时是司译院中的汉字（有可能是“汉学”的误写）教诲正。司译院是从高丽晚期就设立的培养外语人才的地方，他们培养出来的人，就是在各种使节团或外交事务中常见的译官。
朝鲜高宗
李钟泰的第一个身份是教育家，第二个身份是书法家。李钟泰的名字在奎章阁日记《内阁日历》中自高宗十年(1873)至高宗二十年（1884）年持续以写字官的身份出现过，内容都是写字（书法），每个人写的字的等级都被记录了下来。李钟泰能做写字官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书法很好。当然，就公务方面而言，朝鲜时期写字官是隶属于承文院或奎章阁的末端职位，职责是将各种文书以正字即标准楷书加以誊录，所以写字官首要的技能就是写字端正。据说，写字官因为经常与一国之君近距离接触，所以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一些实务性的职位或升迁的机会，如果写字官的身份是两班的话。李钟泰虽然是中人，出身译科，但其似乎也得到了这种机会。
李钟泰自1873年开始作为写字官在宫中活动，1874年译科及第，之后直至1885年一直都作为写字官在宫中活动。1885年8月1号的《内阁日历》记录中有“写字官李钟泰,守令待窠,首先拟入”的内容，这一记录是写字官李钟泰转变为守令李钟泰的身份转折点，通过这一记录我们可以确认之后成为守令，历任地方官的李钟泰，就是之前的写字官李钟泰。如果不是某种特殊的恩待，译科出身的李钟泰是不可能成为守令的。使李钟泰打破身份制度的桎梏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原因，除了可能来自高宗的恩待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便是朝鲜晚期的乱世。乱世需要有能力的实干型人才，那些两班们看不上的杂科出身的人们，往往正是掌握着技术的实干型人才。
因为李钟泰出身译科，因而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译者们也被认为应该是出身译科的译官群体。朝鲜后期的译科考试科目，大体上都是背讲《老乞大》《朴通事》，临讲四书与《经国大典》。背讲是将教材的内容背诵，相当于口语考试(speaking)。而临讲则是将出题内容用汉语读一遍，然后用本国语进行说明。换言之，只要是出身译科，便说明他们对汉语口语有一定的解读与理解能力。
目前能见到的李钟泰直接执笔的资料很少，其为金泽荣编的《历史辑略》(1906)所写的跋文，是雅正的古文。《承政院日记》中有一篇其于高宗四十二年(1905年)写的奏文，也是中规中矩的上疏文。换言之，李钟泰可以自由且熟练地使用汉文。反过来讲，其也必然能够很好地理解各种传统的汉文文体。但问题是，让汉文化圈文人头疼的，从来都不是汉文（文言书面语），而是汉语（口语）。而我们知道，《红楼梦》除了个别的部分，通篇都是日常口语。
归根结底，其实我们无从确认李钟泰的汉语水平如何，文学修养如何、理解能力如何、能否很好地解读《红楼梦》等诸多问题。更何况，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参与了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翻译。但没有证据也不能成为否定李钟泰参与或领导了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翻译的条件。理由如下：
首先，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翻译方式是集体翻译，且没有留下任何译者的信息，这就使确认译者这件事本身成为不可能，无论译者中是否有李钟泰。而且李钟泰“领导”的位置也可以为其不直接参与翻译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。
其次，近代之前，汉文在汉文化圈中的地位，和英语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相似，虽然朝鲜的一般文人精通雅正汉文却不太熟悉通俗的汉语口语，但对后者也并非全然无知，只是熟悉程度不同而已。李钟泰既然通过了译科考试，至少说明其对考试科目的相关知识都有一定的把握，也就是说，李钟泰具有理解汉语并加以翻译的能力。
再次，前面提过，译者不署名、不留下相关信息有各种主客观原因。且翻译小说也并非一件值得留名的事情，这或许也是他们不愿意留下相关信息的原因之一。
综上，我们无法确认乐善斋本《红楼梦》的译者们有谁，他们依然是隐身的状态。李钟泰的存在，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，通过这些线索，我们可以尽力地去接近那些译者们影影绰绰的身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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